百年来，中国的敦煌学研究从“国运衰则文运衰”步入“国运兴则文运兴”。百年前的1925年，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首次提出“敦煌学”，日本成为敦煌学研究执牛耳者；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中国敦煌学研究蓬勃开展，会长季羡林提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于1998年主编出版《敦煌学大辞典》，成为上世纪海内外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敦煌学研究集大成的专科辞典；20年后的2018年，敦煌学者在研究新成果不断涌现的新局下再度集结，守正创新，修订更为完备、意在传之世代和传之世界的《敦煌学大辞典》。2025年1月10日北京图书订货会上，这部辞典首发，为新时代敦煌学研究树起里程碑。
“进行我们这一辈人应做的大事”
《敦煌学大辞典》是“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是中宣部牵头实施的“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的重要阶段性成果。
该项目于2018年4月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研究院、上海辞书出版社共同发起，由时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现任首都师范燕京人文讲席教授郝春文担任主编。在他“进行我们这一辈人应做的大事”的学术使命的召唤下，荣新江、方广锠、赵声良、郑炳林等曾参加过上一版编纂工作的师辈和近160位中青年学者凝成合力，耗时6年编纂而成《敦煌学大辞典》。
《敦煌学大辞典》对季羡林主编的《敦煌学大辞典》进行了全面修订和系统增补，是一部总结敦煌学最新研究成果、反映中国敦煌学研究水平、适应敦煌学学科发展需要的大型专科辞书，是对“展示我国敦煌文物保护和敦煌学研究的成果，努力掌握敦煌学研究的话语权”的响应和践行。
“敦煌学研究范围不断延伸扩展”
1900年，中国敦煌有位王道士无意中开启了封闭近千年的藏经洞，6万余件沉睡已久的敦煌遗书重见天日，与殷商甲骨文、居延汉简和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一起，被认为是20世纪初中国学术“四大发现”。
发现藏经洞的消息很快被往来于中国新疆和中亚地区的探险家获悉。斯坦因、伯希和、吉川小一郎、奥登堡等英、法、日、俄等国的“掠夺者”接踵而至，相继攫取大量文物，后流散于英、法、日、俄等国的众多公私收藏机构，吸引了西方许多汉学、藏学、东方学等领域的学者竞相研究，特别是法、英、俄、日等国产生了一批在国际学术界有影响力的敦煌学研究成果，使敦煌学于上世纪30年代起渐成世界性显学。
在“敦煌学在日本”“敦煌学在国外”的年代，以刘复、王重民、向达、姜亮夫、胡适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克服种种困难，寻访流散的敦煌遗书，陆续出版敦煌学研究的卓越成果。然而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做学问终是力不从心。
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中国的敦煌学研究才得以有序布局和深入展开。在重视民族瑰宝、崇尚学术建树的大环境下，敦煌学者有了组织、队伍、经费、机会，有了归属、尊严、荣耀、目标。此后的40年，是中国敦煌学研究出成果、出人才的40年，英藏敦煌文献《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敦煌文献录校丛刊》《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敦煌文物》《中国书店藏敦煌遗书》《西域文献遗珍》《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敦煌讲座书系》等陆续出版，包括季羡林领衔的《敦煌学大辞典》(1998年版)。“中国在敦煌研究资料整理出版领域走在世界前沿，中国学者将百年之前的敦煌之殇化作内心动力，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整理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敦煌遗书的使命。”《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主编方广錩说。
“随着时代发展，敦煌学研究范围不断延伸扩展，涉及宗教、艺术、历史、地理、经济、语言文学、民族、民俗等众多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属于交叉学科，其中也包括粟特文、回鹘文、吐火罗文等“绝学”“冷门”领域。又继续扩展延伸至对丝绸之路历史，中国西部古代民族文化以及中亚、西亚及南亚古代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的历史研究，可以说敦煌学研究内涵丰富，包罗万象。”敦煌研究院原党委书记赵声良说。
《敦煌学大辞典》引用的多数资料截至1994年底，出版20余年后已显滞后，不足以反映敦煌学在新世纪的研究水平，不能满足总结、普及、研究敦煌学的现实需要。此时，《敦煌学大辞典》(第二版)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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